汉族移民与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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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族移民与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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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); 　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，其地理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说法，本文所论，乃是广义的珠江三角洲，其西、北、东顶点直抵高要、清远和惠东，大体上包括广州、佛山、中山、珠海、深圳等近30个市、县。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其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自己的特色，又体现出与江南地区的密切联系。春秋战国时代，东南沿海的吴、越之民大量迁入，加之在中原文化尤其是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下，先进的青铜器及其制造工艺由北方传入珠江三角洲，促使其社会性质逐渐向奴隶制过渡。秦汉时期是珠江三角洲开发的新起点，秦始皇以谪徙民与越人杂处，实际上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及其邻近地区。秦置岭南三郡，唯在珠江三角洲所在的南海郡置尉以典之。《水经·＠①水注》云：“秦并天下，略定扬、越，设东南一尉、西北一侯，开南海以适徙民。”汉武帝平南越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人的南迁。汉族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，加之不少开明的地方官吏对后进的少数民族进行教化，传播封建文明，使珠江三角洲等地进入了封建化的社会阶段。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，以及广州造船工场遗址所显示的生产能力，充分表明了其农业、手工业发展水平。番禺作为我国南方著名的经济都会，与中原、巴蜀和江南均有道路相通，联系相当密切。这些都为六朝时期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移民作为珠江三角洲开发的动因之一，一般认为，秦始皇时代是一个高潮，而宋代的规模似乎更大。（注：参见何维鼎：《宋代人口南迁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》，《学术研究》1987年第1期。）六朝时期，岭北汉族人民大量迁入该地，充实了其经济开发的基本力量。与此同时，六朝政权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积极的政策措施。因之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又取得了新的成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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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关于移民的解释，笔者比较赞同葛剑雄先生的看法，即：具有一定数量、一定距离，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。（注：参见葛剑雄等：《简明中国移民史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1页。）据此，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汉族移民，就其迁入原因和方式来看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：
　　其一是躲避战乱。汉末吴初，中原军阀混战，汝南人程秉、沛郡人薛综先后避乱交州，后二人俱从学刘熙。（注：参见《三国志》卷53《程秉传》、《薛综传》。）而刘熙也是因避乱到交州，“往来苍梧、南海，客授生徒数百人”。（注：（明）区大任：《百越先贤志》卷3，丛书集成初编本。）宣统《东莞县志》卷九载：“邑本晋郡，永嘉之际，中州士人避地岭表，多止兹土，衣冠礼仪之俗实由于此。”晋愍帝建兴三年(315)，“江、扬二州经石冰、陈敏之乱，民多流入广州，诏加存恤”。（注：（晋）黄恭：《交广记》（该书久佚，参见（清）同治《番禺县志》卷20引（明）黄佐《广东通志》）。）按晋代广州之辖境甚广，但从当时主要交通线路分析，江、扬二州之民户南流，很可能大部分进入了珠江三角洲。又《陈书·徐伯阳传》载，东海人徐伯阳，梁大同中为侯官令，因避“侯景之乱”浮海南至广州，依于广州刺史萧勃。吴兴人章华以同样原因游岭南，习业于罗浮山寺，后被广州刺史欧阳ｗěｉ＠②署为南海太守。（注：参见《陈书》卷30《章华传》。）《陈书·袁敬传》亦称：“江陵沦覆，流寓岭表。高祖（陈霸先）受禅，敬在广州依欧阳ｗěｉ＠②”。
　　其二是统治者内部斗争。《宋书·褚叔度传》载，桓玄篡晋失败后，其余党逃入岭南，“开山聚众，谋掩广州”，人数自当逾千。《晋书·王机传》载，长沙豪族王机为争做广州刺史，“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”。晋宋之际，王室多艰，琅邪临沂人王叔之与兄伯之“共将家口逾岭相依”，因爱罗浮丘壑之胜，遂筑室于凤凰洞之南。（注：参见（清）乾隆《博罗县志》卷11。）
　　其三是起义军转战。如晋末卢循起义，“刘裕讨循至晋安（今福州附近），循窘急，泛海到番禺，寇广州”。（注：《晋书》卷100《卢循传》。）五年后，卢循越岭北上。刘裕派孙处从海道袭番禺时，其守兵犹有数千。孙处或不至于把数千守兵杀得一干二净，是则有不少留在当地。
　　其四是逃避赋役。《晋书·庾亮传》称：“时东土多赋役，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。”《宋书·徐豁传》云，宋元嘉初，始兴都汉人“年及应输，便自逃逸，既遏接蛮、俚，去就益易”，逃入珠江三角洲北部山地俚区的当亦不少。
　　其五是为官。因做官而进入珠江三角洲的汉人，包括广州刺史及郡、县长官等。如吴时吕岱，晋时的王机、陶侃、吴隐之等，刘宋时的刘谦之、宗悫、刘悛等，南齐时的刘敕、王恩、萧季敞等，梁时的乐蔼、萧映、萧勃等，陈时的欧阳ｗěｉ＠②、马靖、陈方庆等，先后担任过广州刺史。为官进入珠江三角洲者，其家小、属吏大多随行。如陈霸先原籍颍川，其祖上在永嘉时南渡，居于昊兴。梁大同中，萧映为广州刺史，陈霸先即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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